我们平时说“法不容情”，似乎法律就是死板教条的，事实上，“法”与“情”并非水火不容，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。公正的司法，不是毫无变通地蛮干，而应“以无情的目光论事，以慈悲的目光看人”。

　　河南内乡县有一个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县衙，县衙内悬挂着一个匾额，上书“天理国法人情”六个大字，意为循天理、遵国法、念人情，这折射出中国古代某些开明官吏的执法理念。县衙虽成古迹，但“天理国法人情”的理念却穿越时空，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。

　　如今已是法治社会，但“国法”之外，亦有“人情”，这才经常有法与情的碰撞与磨合，从之前的许霆案、案，到目前的孙伟铭案、梁丽案，莫不如此。

　　据昨日媒体报道，刚刚获得取保候审的梁丽被医院检出患有附件肌瘤！这个消息足以让梁丽一家再次陷入迷惘的深渊，也必然让一直关注此事的公众萌生更深切的同情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已经有人士称，梁丽案的处理很可能会出现“轻罪免罚”。

　　对于梁丽案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“捡”与“偷”之间的法律界定，也不去揣测其“取保候审”背后的法律意图，根据以往事件来看，梁丽被医院检出患有附件肌瘤一事，无疑会让她获取更多的同情和“民意援助”，再加上一直存在的法律争议，梁丽案虽然仍“前途未卜”，但“人情”分量的加重，将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向梁丽倾斜。

　　无须讳言，这种“倾斜”不仅无损法律的公正，反而会增强法律的人情味。事实上，“法”并不绝对排斥“情”，法律本身就是民情民意的反映，就包含着对“情”的包容和融合，法律规则的构建也必须基于情理的认同之上。

　　比如，我国的诉讼法中规定的回避制度、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等，均是“法”与“情”融合、互动的结果。再比如前不久有消息称，有望近期出台的最高法院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中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职务犯罪、商业贿赂犯罪等“公”领域犯罪将从严惩处；对于因恋爱婚姻、邻里纠纷、劳动纠纷等“私”领域矛盾引起的犯罪，以及因为被害人过错、义愤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情况引发的犯罪等，将尽量从宽。这也是法律融合了民情民意的结果。

　　在“许霆案”中，许霆之所以由无期徒刑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意的介入和影响。再拿“孙伟铭案”来说，与其说由死刑改判无期是因为他“有真诚悔过表现”和“慎杀”的法律理念，还不如说是他的父亲孙林以罹患癌症晚期之身多方奔走，卖房、卖车筹款赔偿过程中所表现的悲凉以及真诚的“替儿赎罪”行为打动了公众，包括受害者家属。改判，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法律对于这份“情”的回应。同理，在“案”中，也是由于“情”“法”互动，法院虽仍然认为“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”，但最后决定对她“免除处罚”。

　　可见，法与情的交融非但不会有损法律公正，还能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，我们平时说“法不容情”，似乎法律就是绝对的、死板的、教条的，事实上，“法”与“情”并非水火不容，它们之间也有平衡点。公正的司法，不是毫无变通地蛮干，而应“以无情的目光论事，以慈悲的目光看人”，正如法谚有云：“法乃善良公正之术。”或许正因如此，河南内乡县衙匾额上“天理国法人情”这六个字至今引人注目，为人所津津乐道。（薛世君）